今年81岁的陈润生，教了34年书，对课堂上的一幕印象最深。

当时他正在讲哈佛大学的干细胞实验：科学家教会两只鹦鹉唱歌，把其中一只鹦鹉脑子里的中枢神经弄坏，它就不会唱了。再把另一只鹦鹉脑子里的干细胞取出来，处理之后，注射进第一只鹦鹉体内，这只鹦鹉再次唱起了歌。

这个实验得出什么结论？学生们回答：“干细胞可以用来修复受损细胞的功能。”偏偏有个年轻人站出来问：“陈老师，这只鹦鹉唱的歌，还和原来一样吗？”

陈润生给上万人讲过这堂课，就只遇到一个人这么问。

“这个问题有多好呢？”哪怕已经过去十多年，陈润生谈起这一幕时，还是眼睛亮晶晶的。

如果唱的是新歌，说明干细胞只是恢复了大脑的功能；如果唱的是原来的歌，就说明干细胞还能修复已经损坏的神经连接，甚至能重建记忆。

“这个问题关系到记忆和意识的本质，从科学上讲，从哲学上讲，都非常深刻，让人震撼。”陈润生说。

一个人欣赏什么样的学生，就能看出是什么样的老师。而陈润生最看重的，是学生“思考的层次”。

壮观的上课场景

在中国科学院大学（以下简称“国科大”），如果你想去听陈润生院士的《生物信息学》，需要提前做一点攻略。8点30分开始的课，最好刚过6点就去占座。有人没经验，6点40分去了，惊讶地发现前排已经坐满了。

当然，前提是你能“抢”到这门课。当初线上选课，600个名额“秒空”。没抢着课的学生太多，学校又连续增补了两次名额，最终扩容到约900人。

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里，一般的“大课”多开在阶梯教室，而《生物信息学》开在能容纳上千人的学生礼堂——在一则校园新闻里，这一幕被描述为“壮观的上课场景”。随便问问在座的学生来自哪个专业，答案五花八门，覆盖“数理化天地生”。

总建筑面积10741平方米的礼堂里，电影院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，老爷子本就单薄的身板，被衬得愈发小巧。长而空阔的讲台上，一人，一桌，一椅，一笔记本电脑，一保温杯而已。八旬老院士的洪亮嗓音，经由一支小小的麦克风，充盈整个空间，绕梁不绝。

“我第一次听课的时候，坐得比较靠后，声音却清晰有力，我完全没意识到讲课的人已经这么高龄了。”已经毕业的学生饶丹对记者说。

陈润生是中国第一个开设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的人，在8年里，这门课都是全国独一家。

第一堂课，他要告诉学生什么是“生物信息学”。

他的讲法很独特，是从自己一段疯狂的“追星”经历开始的。

1988年，陈润生从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归国。他曾做过“洪堡学者”，有“量子生物学”这样的前沿科研经历，还发表过至今听来也不过时的“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”研究论文，只要沿着这些方向继续做下去，顺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。

但陈润生心里始终横着一个问题：未来的科学究竟要做什么？

20世纪90年代，世界迎来又一个科技大发展时期。继“阿波罗登月计划”之后，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三大计划——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蓄势待发。凭借敏锐的科学嗅觉，陈润生预感，这将是改变生命科学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折点。他极度渴望成为这历史洪流中的一员。

在陈润生为这幅科研蓝图朝思暮想、欲痴欲狂时，国内相关领域几乎是一片荒漠。“无人可说、无话可说，那种孤独感逼迫着我，找一个窗口去释放。”就这样，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近乎“疯狂”的事——给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写信。

上过中学生物课的人一定听说过沃森。他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，是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，也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带头人。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，当时就由他主持。

在信里，陈润生告诉沃森，自己是一名中国科研工作者，对人类基因组计划非常感兴趣，希望能做一点相关工作。

信寄出去了，内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。就像“追星族”那样，陈润生从没想过能收到回信。

一个多月后，北京中关村传达室收到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，美国寄来的。陈润生接到通知时，第一反应是“找错人了吧”。他几经周折，终于拿到这封信，瞬间被“无法想象的开心”笼罩。

当时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办公厅的主任受沃森之托写了这封回信。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科学家关注的感谢，重申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对整个人类文明和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性。

随信还寄来两本材料，一本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本，另一本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的介绍，邀请他选择一到两处出国访问。

这些材料中大篇幅阐述了发展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，因为“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如何破译基因密码”。

陈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，同时审视着自己的学术背景：生物物理学出身，有扎实的数理功底和良好的学科交叉基础。他越想越觉得，“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研究方向吗？”

每个听过陈润生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的学生，都对这段故事印象深刻。

“感觉很奇妙，就像打破了次元壁。”2020级国科大学生岳颖说。在陈老师的讲述中，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和知识点，都活生生地扑面而来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陈润生的这种讲课方式，不是随便谁都能学的。当他讲解一门学科时，其实是在讲述这个学科如何诞生、如何在中国兴起，又如何在无尽的未知和挑战中曲折前行。而他本人，正是整个历程的参与者和实践者。

“要问咱们国家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的人是谁？绝对是我，不会有第二个人。”这就是陈润生如此讲课的底气。

整个中科院“倾巢”而出，为培养年轻人作贡献

陈润生是全中国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人。

而他的老师贝时璋先生，是全中国第一个做生物物理学研究的人。

1958年，贝时璋做了两件里程碑式的大事：创办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（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），创建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。

在中国科技大学刚刚成立的生物物理系里，陈润生和同学们享受着近乎梦幻的教学阵容：贝时璋、华罗庚、钱临照、严济慈、王元、龚升等后来的大数学家，此时刚刚迈向而立之年，只能给他们做做辅导。

“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：整个中科院‘倾巢’而出，为培养我们年轻人而作贡献。”陈润生说。

当时生物物理学还是一门饱受争议的学科，有些知名学者甚至断言：“只有生理学，没有生物物理学！”因此，在这个新生的生物物理系里，从老师到学生都是“开拓者”。

陈润生记得，贝时璋先生在第一堂课上，向学生耐心解释什么是生物物理学。他的宁波乡音较重，很多人听不懂。好在陈润生祖上也是江浙人，基本听明白了。

“贝先生说，生物物理学就是在生命活动中探索物理规律，用物理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——是一门大交叉的学科。”

性情和厚、言辞谦逊的贝时璋，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、毫不含糊。为了培养出真正的学科交叉人才，他安排生物物理系学生们“物理课和物理系一起上，数学课和数学系一起上，化学课和化学系一起上”，老师都是各个学科顶尖的名家，绝不打半点折扣。

后来，他还邀请钱学森、彭桓武等物理学大家交流共事，推荐表现优异的学生参与跨单位合作，陈润生便是其中一员。

得天独厚的学习工作经历，让陈润生一生受用无穷。

“无论是做学问，还是做教育，总有些东西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那就是一个人升华凝练后的东西。就像赏鉴文物，要到一定境界，才能品出滋味儿。”

在众多大师的引领下，陈润生从未因课业繁重而忧虑，只觉得越学越轻松。

他亲耳听过华罗庚先生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：“先把书读厚，再把书读薄。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他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多数早已遗忘，脑海里留下来的“薄”是各个学科的体系脉络，是顶级学者的眼界思维，是那种为了学术理想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。

就像贝时璋先生认准了生物物理学那样，陈润生也认定了生物信息学。不管有多少阻碍和困难，他都逢山开路、遇水搭桥。

陈润生刚回到生物物理所时，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科研项目，他就一边做其他项目的工作，一边见缝插针地“捣鼓”遗传密码研究，还险些被项目负责人“扫地出门”。

好在生物物理所领导对陈润生印象相当好，给对方吃了颗定心丸：“你放心吧，他是扎扎实实搞研究的人。”这才让陈润生有机会继续做下去。

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那几年，陈润生带着自己的学生，一边埋头苦干，一边遍寻机遇。1992年，吴旻、谈家桢、强伯勤、陈竺等科学家开始推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。陈润生派了一个最会跟人打交道的机灵学生，登门拜访吴旻院士，诚恳地表达了加入这项计划的愿望。

“我让学生讲清楚三点：第一，我收到过沃森教授的回信，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有了解的；第二，我知道他们的团队以医学人才为主，我们是做生物信息学研究的，可以帮助处理大量数据；第三，我们只要带着计算机和脑子就可以工作，我们不要钱。”陈润生回忆道。

当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的吴旻院士，认真听完了这个学生的讲述，他们内部讨论了一下，认为确实有必要纳入这样一支专业的序列分析和数据处理团队。

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在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占了1%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工作带动了中国在基因组学、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起飞。包括陈润生在内，有太多人从这1%中开辟出越来越广阔的科研天地。

不知算不算某种精神传承，贝时璋先生在巨大的争议和反对声中开辟了中国的生物物理学之路；而他的学生陈润生，也在不被身边人理解的孤独里，建起一座名叫生物信息学的小岛，一步步开垦出硕果累累的科研沃土。后来，他又在国内率先开启了非编码RNA研究，开辟出一片新的科学蓝海。

一年又一年的《生物信息学》课上，千千万万学生听着这些故事，听出了各自心中的“哈姆雷特”。

有个学生在微博里写道：“听陈润生院士讲课，就会想要当个科学家。”